2020年10月16日 | 作者:嚴民 |  點擊數: |

嚴薇青(1911-1997),山東濟南人,教授。學術界公認的《老殘遊記》研究的專家,新中國成立後從事《聊齋志異》研究並取得重大成就的學者之一。1936年北京大學畢業,1950年來我校中文系任副教授、系主任。山東省第二至七屆人大代表,第五、六屆省人大常委。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主要著作有《老殘遊記新注》《聊齋志異選》《濟南瑣話》等。曾兼任山東省文聯副主席、省古典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蒲松齡著作編輯委員會副主任等職。獲得山東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榮譽獎及國家新聞出版署榮譽獎等。山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工作者,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嚴薇青是山師中文學科奠基人之一,也是古典文學研究及齊魯文史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山東省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青年時即為濟南名士,中年以後是國內外知名的學者,老年是名重齊魯的耄宿”。他終生在高校執教,傳道解惑60餘年,著述滿槖,桃李遍天下,為山東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即使在晚年,他仍以餘力撰寫出版《濟南掌故》《濟南地名漫談》《濟南瑣話》等濟南歷史文化著作。

孜孜求學於“紅樓”  青年學子顯才秀

嚴薇青祖籍浙江紹興,自祖父輩徙居濟南。他6歲入私塾讀書,11歲時考進山東省立制錦市小學校,直接跳級讀高小五年級;初中就讀位於貢院牆根的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學校臨近大明湖畔的山東省圖書館,因得經常前去閲讀書籍和報刊。這使他增長了知識,為他打開了連接廣闊世界的窗口。1928年,日本軍隊侵略濟南,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學校被迫停課,嚴薇青只拿到了臨時畢業證書。1年後,日軍撤離,他即考入山東省立高級中學。

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省立高中聘請了左翼作家、詩人胡也頻,著名翻譯家、雜文家董秋芳,以及戲劇家董每戡等學識淵博的先生任國文教師,並在校內建立了趵突文學社,嚴薇青與同學季羨林都是文學社成員。從此他開始學習創作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寫了關注勞苦大眾命運的《所見》《賣報的老人》等詩歌,以及借與骷髏的對話思考人生意義的散文《燈下》等,都得到了班主任董秋芳先生的讚賞。

一篇題為《命運》的作文,寫在禁屠時期,一隻羊跟隨帶着屠具的人走向屠坊,用生命滿足人不顧禁令屠宰牟利的慾望,以羊的命運,構畫出了那個任人宰割的時代。董秋芳先生認為這篇習作有點像屠格涅夫散文詩,也頗有思想深度,幫助改題為《羊》,推薦給了濟南《平民日報》,被該報的文藝週刊《再厲》發表。這年嚴薇青19歲。第一次發表文章,得到老師的肯定,使他的文學興趣更加濃厚。高中畢業時他報考了清華、北大兩所名校,並同時被錄取。而他最終選擇了北大的國文系。

在北大讀書期間,嚴薇青受教於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胡適、馬裕藻、聞一多、傅斯年、羅常培等先生。大學三年級時他完成了論文《關於<紅樓夢>作者家世的新材料》。文章以他在故宮博物院查到的“康熙硃批”中曹寅父子的奏摺為線索,印證了曹氏自曹寅之父曹璽起,便是清朝皇帝的“家奴”,為官後有向上“密摺請旨”的特權。他還大膽地對胡適認為曹雪芹是曹頫之子的觀點提出質疑,“把胡適之先生在《考證》裏所假定的那個‘世系表’約略改正一下”,以大量資料為佐證,提出了曹雪芹即曹寅之子曹顒的遺腹子的結論,是為《紅樓夢》研究的學術新發現。論文1936年發表於《時代青年》,封面由胡適先生題字。一個大三的學生,敢於挑戰胡適先生,且得到其認可,當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1976年,時隔40年之後,論文被作為重要研究成果收錄進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至今仍然常被紅學研究者引用。它的史學研究價值不言而喻。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時年24歲的嚴薇青,憑藉初出茅廬的勇氣和敏鋭的學術思維,介入博大精深的紅學領域,大膽提出自己的學術見解,一鳴驚人,這有賴於中國最高學府提供的優良學術環境。由此培養出了嚴薇青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從而奠定了他一生教學和研究工作的基礎。

風雨執教六十載  苦心耕耘育桃李

1936年,嚴薇青大學畢業。本來有機會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職,但是身為家中獨子的他,還是選擇了回家鄉濟南。在社會動盪的時期,嚴薇青幾經周折在其母校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濟南一中)獲得了教職,開始了他長達60餘年的教書生涯。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濟南淪陷,嚴薇青先在家蟄居。1939年秋,他到北平燕京大學國文系工作,不久返回濟南,在美國教會學校齊魯中學高中部教書。後因日本人找上門要求他做文化特務,嚴薇青毅然辭去教職,斷然加以拒絕。雖是一介書生,但面對侵略者的威脅,他骨子裏華夏子孫的氣節與知識分子的良知,也絕不允許自己去做出賣同胞的漢奸。此時,嚴薇青在濟南教育界已小有名氣,最終接受了懿範女中、正誼中學的邀請。學習必先學做人,而為人師表也要先做一個真正的人。民族的氣節和知識分子的風骨,正是嚴薇青的立教之本。

1946年,嚴薇青應聘去山東政治學院教授國文課。學校建立初期,環境簡陋,學生對艱苦的條件怨聲載道。嚴薇青當時正在教授唐詩宋詞,為此特地講述了“濟南二安”。他從婉約派詞人李清照“人比黃花瘦”到“九萬里風鵬正舉”,用“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悲壯峭拔,鼓舞女生們也要有外柔內剛的精神和勇氣;以豪放派詩人辛棄疾的“醉裏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激發男生們為國家民族復興而努力學習的壯志豪情。就這樣,他把文學中藴含着的理想力量,注入到每一個學生的心中,逐漸安撫了學生們焦躁厭學的情緒。

2年後,山東政治學院更名為山東師範專科學校,後又改為山東師範學院。嚴薇青由講師晉升為副教授,並同時在齊魯大學、華東大學兼任國文課程。他從寫作入手,培養文科學生的基本素質,鼓勵學生們要鍛鍊寫一手好文章的能力。針對個別學生的寫作只注重詞藻華麗,誇誇其談,甚至抄襲他人之作的現象,他提出嚴厲批評,還特地板書“寧坐板凳十年冷,不寫文章一句空”,告誡學生做學問必須老實認真,不可敷衍了事。

他堅持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治學嚴謹認真,嚴肅細心地育人育德,加上張弛有度的授課手法和高超的教學水平,當時還不到40歲的嚴薇青,就與數學教授王峻岑、歷史教授許衍梁、吳鳴崗,被教育界譽為濟南“四大名教”。既是同行又是朋友的“四大名教”,在此後的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的鬥爭中,一起聯合簽名抗議當局,反對高校隨國民黨政府南遷,堅持留在家鄉直至迎來濟南解放,為了新中國的教育事業踏上征途。

1950年,新的山東師範學院成立,嚴薇青是創建人之一。1953年,他由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升任中文系主任。當時中國正全盤學習蘇聯,高等教育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形式都以蘇聯教育家凱洛夫的《教育學》為依據。嚴薇青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傳統都與蘇聯不同,尤其是為中華民族文化傳承打基礎的中文系教育,不能完全照搬他國經驗。中文系的學生,更要有中國文化精神的風骨。他們需要從自己的國家、民族、歷史、文化中去汲取營養與力量,去反思與探索,去傳承與創新。他開始從教學的各個層面着手改革。首先,他率領教師們自編教材,並把中國古典文學課由每週兩節增加到四節。然後,他專門安排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莊維石老師開設《古文觀止》課程。嚴薇青也親自在大教室上合堂課,講授唐宋八大家。在課上學習之外,嚴薇青一再強調多讀書、讀好書,他認為這是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文學綜合素養的必由之路。當時學校圖書館的藏書也多是蘇聯文學,作為中文系主任的他,特別要求中文系圖書室購進了一大批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給學生們補充民族優秀的精神食糧。

嚴薇青還借身為山東省文聯副主席的工作之便,邀請了不同文學領域的專家、教授、作家來校作專題講座。山東大學高亨講《漫談老莊》,高蘭講《論詩的構思》,陸侃如講《中國詩史》,周池明講《漢語修辭》;還有《聊齋全集》編注者路大荒,《鐵道游擊隊》作者劉知俠,《李二嫂改嫁》作者王安友……從詩詞到小説,從古典文學到當代文學,從文學創作到修辭理論,涵蓋了文學研究的各個層面,可謂無所不包。這不僅讓學生開闊了眼界,拓展了思維,也使他們親身見識到學者大家們的風範。

建國初期,政治風雨不斷,直到1961年教育部下達了“高教六十條”,強調“教學為主和勞逸結合”,學校的教學工作才有了轉機。嚴薇青果斷地抓住有利時機,以“打好基礎”為中心全面安排教學工作。在課程上,他加緊為學生“惡補”前幾年荒廢的課業,反覆強調“基礎”一定要“填平砸實”,為學生畢業後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師做好準備。為此,他把曾在北大附中任語文組長的孫良明老師從古典文學教研室調到漢語教研室,讓他編寫基礎詞彙教材並授課。秉持文與字不分家的理念,1961年,嚴薇青率先在中文系開設書法課,由吳述鄭主講。這一舉措不但在山東省高校是首創,在全國高等院校也極為鮮見。在教師的任用上,他選賢與能,大膽啓用了靠邊站的“右派”。這些還沒“摘帽”的同事們重新站上講台,煥發出新的精神和活力。嚴薇青身為系主任,為新生講授現代漢語“緒論”“文字”“詞彙”基礎課,為畢業班學生講述古典文學“明清”課程,也始終站在教學第一線,身體力行自己的教學計劃。

教書育人,培養師資,是嚴薇青執着一生的事業。當時他已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然而他卻認為:一個人所取得的成績再大,只不過屬於個人;能夠培養出一大批合格的人民教師,把教育事業發展起來,那才是屬於國家的成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嚴薇青被批判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執行者”“反動學術權威”;又由於他研究《聊齋志異》《老殘遊記》,而被冠以“鬼怪專家”“為漢奸劉鶚翻案的資產階級政客”;先被關押進“牛棚”批鬥,後送往博興縣農村勞動改造,又隨學校去聊城辦學,卻仍是被批鬥對象,直到1974年才返回學校。

不久,中國《漢語大詞典》的編纂工作啓動。嚴薇青作為普通工作人員,被調至山師《漢語大詞典》編寫組。粉碎“四人幫”之後,他才出任《漢語大詞典》編委、山師大詞典組長。他與大詞典組的同事們歷時11年參與編纂,切磋修正,完成了詞典的前三卷。嚴薇青獲得了國家新聞出版署榮譽獎。

1978年,全國高校恢復職稱評定。嚴薇青自1948年就已晉升為副教授,1953年套級為中教四級。豈料這副教授一干就是30餘年。嚴薇青默不作聲,埋頭耕耘。36年未提工資,山東省高校教授中僅此一人。雖然多年沒提工資,但是在山師抗震救災捐款的大紅榜上,嚴薇青的名字卻常常出現在第一位。

慶賀嚴薇青教授執教60週年

1996年金秋十月,“嚴薇青教授執教60年慶賀大會”在山師圖書館報告廳舉辦。在熱烈的掌聲中,他致答謝辭:“作為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長期從事文教工作的老知識分子,我經歷了新舊社會兩重天。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滿目瘡痍,民不聊生,凡百建設,幾乎一無成就;只有在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才能充分尊重知識、重視教育,才能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一技之長。”

嚴薇青曾任山東省人大常委會常委、科教文衞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文聯副主席、山東省作家協會理事、山東省古典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等社會兼職。然而,他一生所鍾愛的卻只是“做個不誤人子弟的教書匠”,普普通通教書一輩子。

風雨耕耘60載,嚴薇青篤志治學,躬身執教,淡泊名利,以他獨特的學術魅力、學識魅力、人格魅力,堅守在教書育人的沃土上。“風也耕耘,雨也耕耘,風雨耕耘日日新”,“桃也成林,李也成林,桃李成林處處春”,是他的真實寫照。

學術前沿潮頭立  研究“老殘”最巨擘

為教書育人殫精竭慮的同時,嚴薇青也以同樣的責任感和熱情繼續着古典文學的研究,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中不斷地更新自己的知識,在所鑽研的學術領域中站在最前沿。他對魯迅、蒲松齡及《聊齋志異》、劉鶚及《老殘遊記》等的研究,考據細緻,論證嚴謹,堅持去偽存真,研究成果的影響遍及中外學界。

或因桑梓之緣,或因北大讀書時聆聽過魯迅先生的講演,嚴薇青從青年時就涉足魯迅研究。在華東大學時期,他作過學術報告《魯迅的生平和思想》,講授過“魯迅研究”課程。1950年,他從魯迅作品的年表入手,開始了相關研究。從檢索作品到編寫作品篇目筆畫索引,再到探索魯迅思想的發展。1951年10月,他發表第一篇魯迅研究的論文《關於魯迅先生作品寫作的年代和日期》。

次年寒假,嚴薇青前往北京,泡在各大學圖書館查閲了《浙江潮》《河南雜誌》《新青年》《語絲》《北新半月刊》《奔流》《北斗》《文學》《太白》《中流》《晨報》和《京報》副刊等諸多刊登過魯迅文章的報刊,以及魯迅的日記、書簡等。回濟南後,他根據這些資料對《魯迅全集》第一版進行了補充,增添了《魯迅全集補遺》及《補遺續編》所未收的佚文篇目,並糾正、補充了以往著錄中的錯誤和不足。最終寫成《魯迅創作篇目編年》一書,於1957年由山東省圖書館編印出版發行。

同時,嚴薇青還開始了對蒲松齡及《聊齋志異》的研究工作。1950年,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在濟南視察時,提到山東“前有孔夫子,後有蒲松齡”,給予蒲松齡高度的評價,引起了文化部門重視。1952年,山東省文化局局長兼省文聯主席王統照指導組織成立了蒲松齡研究小組,嚴薇青與欒調甫、路大荒、解方等人都是其中成員。

1953年,為了進一步收集蒲松齡及《聊齋志異》的有關資料,受研究小組委派,嚴薇青在春節過後前往北京。在短短13天時間裏,他跑遍北京各大圖書館及北大、燕京、清華、北師大、輔仁大學等高校圖書館,訪問了畢樹棠、趙萬里、孫楷第、張政烺、鄧廣銘、李長之、鄭振鐸、何其芳、傅惜華等專家,瞭解《聊齋志異》及蒲氏其他著作和版本的情況,還幸運地在何其芳先生處看到了由東北文化部調來北京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在寒假結束前,嚴薇青就完成了此次調研的成果——《1953年在京所見蒲松齡著作簡表》,為蒲松齡及《聊齋志異》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1961年蒲松齡著作編輯委員會成立。左三為嚴先生

以此為契機,嚴薇青開始了對蒲松齡及《聊齋志異》的研究。1961年,他出任蒲松齡著作編委會副主任,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併為《聊齋志異》進行註釋。1980年,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屆“蒲松齡學術研討會”在淄博召開。會議期間,人民文學出版社古籍編輯室的同志,邀請嚴薇青以蒲松齡研究專家的身份主持整理《聊齋志異》。

嚴薇青的學術研究和文化工作,貫穿新中國的蒲氏與《聊齋志異》之學建立、推進、不斷髮展的整個過程,他的思想和智慧、心血和汗水澆築出新中國“蒲學”的堅實基礎。

其實,早在1966年之前,嚴薇青已先後註釋了多篇《聊齋志異》文章。只可惜在10年浩劫中,不僅家中珍藏的各種《聊齋志異》版本被抄走,連他親筆註釋的全部手稿,也被懂行者劫走並佔為己有。他默默承受了這一切,唯有心中對學術不滅的熱情支撐他重新提筆,埋首字紙之間。1984年,嚴薇青與朱其鎧選注的《聊齋志異》由齊魯書社出版。在註釋《聊齋志異》期間,嚴薇青的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

1983年3月,“蒲松齡著作學術討論會”在濟南召開。會上,嚴薇青呼籲出版部門“在出版研究蒲氏詩文、專著而外,對有關蒲氏之地方文獻資料似亦應刊行,比如淄川王雪嶠(培荀)先生《鄉園憶舊錄》等古籍書目”。

在此感召下,蒲松齡11世孫蒲澤,進行了《鄉園憶舊錄》的校點工作。完稿後他將書稿交於齊魯書社,卻被告知當前沒有編輯能夠審閲此書,讓他自己聯繫審稿人,且審稿人必須得到社方認可。蒲澤在一籌莫展之際想到了嚴薇青。嚴薇青在身體抱恙且百般忙碌的情形下決定為蒲氏後人承擔審校工作。在他樸實的思想中,毫無學術地位之偏見,身份與成就不是自傲的資本,而是提攜後學的深沉職責所在。

上世紀60年代,嚴薇青曾講授明清文學課程。晚清“四大譴責小説”——《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集中描寫了封建社會舊官場的種種腐敗、黑暗和醜惡現象,是清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當時社會上對《老殘遊記》的評價卻有偏頗。1956年,《人民文學》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張畢來教授的文章《〈老殘遊記〉的反動性和胡適在〈老殘遊記〉評價中所表現的反動政治立場》,認為《老殘遊記》是一部壞書,它的作者是漢奸,是反動政客,提出應該從一切教材中取消《老殘遊記》的文章等論點。

嚴薇青一向治學嚴謹,他究竟應該怎樣向學生講述《老殘遊記》呢?如果隨波逐流,依照張畢來及那個時代所定的政治調子,人云亦云也便罷了,但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又讓他覺得不能對學生説假話,必須去偽存真!

1962年,山東大學《文史哲》第一期發表了嚴薇青的文章《關於<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他在其中開宗明義地寫道:“當前在介紹和評價劉鶚的時候,有的人卻不免有所偏頗,即只談他的反動的一面,或是過多的談他的反動的一面,而完全不談,或是很少談到他的進步的一面。這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不公允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客觀地、全面具體地對劉鶚生平的主要事蹟加以討論和分析,而後給以比較正確的適當的評價”。

文章一經發表,一石激起千層浪,學術界立即掀起了軒然大波。《光明日報》《文匯報》相繼開闢“學術動態”“學術論壇”專欄,以《嚴薇青提出評價劉鶚新觀點》《如何評價〈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為題全面介紹了嚴薇青的研究成果,“嚴薇青不同意過分強調劉鶚反動的一面”,“必須全面分析,不能有所偏頗”,“不同意劉鶚是漢奸的説法”。

然而,批判的聲音很快殺到,一場學術界針鋒相對的爭論持續多年。1964至1965年逐漸升級為一邊倒的批判,甚至從單純的學術之爭變味成對個人的攻擊。怒號的政治朔風撲面而來,嚴薇青自無力正面抵抗,但他更不願違心承認所謂的錯誤,只有保持沉默。幾年後,他的文章被香港的學術期刊轉載,影印本在日本及東南亞的學術界流傳,並得到高度的重視和認可。

1978年,齊魯書社邀請嚴薇青註釋他所熟悉的《老殘遊記》。歷時3年,1981年,嚴薇青注本《老殘遊記》由齊魯書社出版,首版12萬冊,很快告罄並準備再版。

在第二版的前言中,嚴薇青加入了自己對書中“桃花山論道”一節所涉及的“太谷學派”的最新研究成果。這一成果首開太谷學派與《老殘遊記》研究之先河,很快得到了國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認同。日本的中國晚清文學研究會會長、大阪大學教授樽本照雄認為:“根據有關太谷學派的文獻進行推測,嚴薇青先生的這一新見解否定了以前的虛構説,是對《老殘遊記》及太谷學派研究的新開拓。”

嚴薇青先生出版的部分著作

1985年,嚴薇青注本《老殘遊記》再版,以22萬冊印量再次受到讀者喜愛,並被德國慕尼黑大學的屈漢斯博士譯為德文版本,成為《老殘遊記》外文譯本中最全的一種。

劉鶚的嫡孫、福建大學劉蕙孫教授認為:“薇青先生對《老殘遊記》及其作者實不亞於李善等六臣之注《昭明文選》”,“研究‘老殘’,最為巨擘”。

一腔深情寄故土  小“掌故”成大學問

步入晚年之後,嚴薇青懷着對家鄉的熱愛之情,致力於濟南歷史文化的研究。

1980年,濟南出版社邀請嚴薇青撰寫一部有關濟南歷史文化方面的書。當時他還在編寫《漢語大詞典》,只能利用寒暑假寫作。在參閲了大批資料後,他走街串巷,採訪調查,完成了一部“以筆記散文體裁,全面地敍述了濟南風土人情”的別具特色的著作,內容涵蓋濟南的歷史沿革、名勝古蹟、人物傳説、傳統食品等,嚴薇青將其定名為《濟南掌故》。這本以平實簡練的語言進行了翔實歷史考據,地域特色鮮明而可讀性強的《濟南掌故》,1983年出版後便受到了不同層次的讀者們的歡迎,嚴薇青卻自謙“只是做了一件好漢子不願幹,賴漢子幹不了的事,出了一本‘小書’”。他用做大學問的嚴謹態度和治學方法,研究濟南風土民情,記錄濟南歷史,把小“掌故”做成了大學問。《濟南掌故》不僅是濟南民俗學的入門書和研究民國濟南文化的案頭必備書,而且開創了新中國“掌故”著述之先河。

由於嚴薇青對濟南歷史文化做出的卓越貢獻,1993年,濟南市人民政府特聘他為“濟南市人民政府文化顧問委員會顧問”。

嚴薇青不僅以筆墨記述濟南的文化,更用行動銘刻下濟南的歷史。作為“五三”慘案親歷者,耄耋之年的他與馬節松、王昭建等山東省文史館員,上書國務院,倡導建立了濟南“五三”慘案紀念碑及紀念館,讓濟南兒女永遠銘記這片土地上發生過的血案及先烈留下的不朽精神。

1997年查閲資料,筆耕不輟

1995年,嚴薇青又應濟南出版社之邀,開始撰寫《濟南掌故》姊妹篇《濟南瑣話》。84歲高齡的他不負眾望,橐筆濡墨,歷時2年完成書稿。1997年6月中旬,出版社送來書稿校對清樣,因天氣炎熱,嚴薇青心臟病復發。他堅持把書稿校對完,才住進醫院治療。不久,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濟南出版社編輯送來了《濟南瑣話》的定稿。嚴薇青用幾乎聽不清的微弱聲音問道:“那詩……改了沒有?”當責任編輯戴永夏告訴他,清樣所印蘇轍詩句的錯字已訂正時,他才如釋重負地舒了一口氣。1997年8月3日,嚴薇青因心力衰竭,治療無效去世,享年86歲。

2011年,嚴薇青先生誕辰100週年,此時他已離世14年,然而他生前所撰著作依舊不斷再版。

編輯:劉   陽

終審:鞏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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